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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我在很多城市过过：北京、珠海、南宁、梅州、阳江和南昌等。我当然能注意到，越大越新的城市，临近春节人口锐减。

　　记得有一年老父亲在北京过年，硬是要和在城市长大的太太争论，北京过年不热闹，不如我们的县城。其实，北京那年过年放的烟花和街道摆放的花卉可能都得花光我们县当年的财政收入，老人家的不热闹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他的那些乡下的邻居和老少伙伴们不可能都请到北京嘛。

　　今年在珠海，父母因为老家新盖了山寨别墅，就一定要在农村的新房子过年，没能过来，这边的年也就更为冷清。就我所在的小区而言，晚上数一数，楼房亮灯的数目，大约只有七分之一。据朋友说，像深圳这样绝对的移民城市，春节街头上空空荡荡，活像一包没有米的谷糠。

　　家，中国人的理解根据语境的不同分别指向住家、家庭、家园。家在很多时候的表述重点在房子，是住家的概念，安家落户，有个住的地方就叫家，一位北漂租个地下室，也同样可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有时，家是指家庭，表述重点是伦理上血脉相连的一组人，夫妻、父母、子女，“一大家”一起过年说的是大家庭，说男人“顾家”说的也是对家庭负责。还有的时候则特指家园、家乡，在外地工作的人被问起“你回家过年么”，往往指的是老家，是出生地。

　　中国是一个特别成熟的农业社会，尽管现在城市人口过半，但对于城市的理解还是肤浅的。最早的城市无非是人们围着一口井居住而已，还被保留下来的“市井”一词给了我们以证明。一座小城市原本不过是放大的有天井的房子，至今很多农村还保存有那种四面是居住的房间，中间一个露天的“天井”。在没有玻璃的年代天井用来采光，也用来收集雨水，整栋建筑屋檐的雨水都流进自己家里。客家人的围龙屋就很具早期城市的雏形。

　　现在城市当然具有更丰富的功能，但所有功能都是为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是集约化的概念。但是，人心的集合没那么容易。几乎所有城里人都能说出自己的老家，而这老家一定是乡村。农村的大村庄也会有千人以上，但多数互相之间是认识的，至少知道“这个人是我湾里的”，而今城市做不到，一个小区的也不认识，真正“老死不相往来”。这固然和农村多数村庄都是同一姓氏，人与人的关系与宗族有关；城市虽有了强大的居民委员会或小区业主委员会，但毋庸置疑人情更为淡薄。

　　我这一代，走进了城市而没有身份的，至少身份证还是乡村的，很难把自己长期居住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园，即使在城里有房子多数也要在乡下再盖个房子，否则内心总是不安，因为精神上并没有融进这座城市，尽管呆的时间更长。有一些人在新落户的城市有了事业，有了身份，乡下人说“混出名堂了”，有价值不菲的房产，或者有很多套房子，依然留恋着自己条件落后的老家，修公路建祠堂地支持着家乡的建设，因为那里才是自己认同的家园。

　　如此，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

　　近的说，每年的春节、清明节、中秋端午，这些传统节日，整个地球都因为中国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的流动而躁动起来，各种压力谁都能感受到。且不说头痛的春运，就说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因为节日被迫降下来，特别是春节，全世界都不适应，尤其是进出口，节奏完全被打乱。有人已经明确提出抵制春节了，春节前后荒废的日子太多，至少半月，长则一月有余。

　　中的说，中国的城市化困难重重，客观上中国将因为表浅的城市化而出现“双轨制”，社会财富因为城乡二元并存而浪费巨大。住房、交通、能源和所有公共设施，随着人流的波峰出现而极难适度，多数时候紧张短缺，少数时候有明显富余，平时城市压力巨大，节假期压力到了乡村。建设难度、管理难度和其他国家有根本区别。城市化已经被改称城镇化，重点必然在镇。

　　远的说，中国社会由村民到居民到市民进展迟缓，整个社会文明进程被拉长。现在中国人走出去被挑刺或被指责之处很多，但多数属于市民素质要求范畴，无非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大声喧哗、不惯排队、任意写画和不顾及交通信号灯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乡土气息”。中国人在思维上跟不上城市化，在行为上跟上现代文明就存在诸多适应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