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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与宗教信仰 日期:2013-10-10          来源:博士德
—— 2012年4月18日在德胜洋楼与杨壮教授的对话

  这是一次私人闲谈的记录。正因随意聊,故内容颇为跳跃,逻辑性差。同时又因为是真正的漫谈,不时还有一些有点味道的东西冒出来。有劳德胜知识管理部负责人赵雷的即时速记。在此文中“杨”即北大杨壮教授,“汪”即汪中求。
 
  杨:佛教徒建议通过打坐修炼来达到修炼的目的。基督徒如不信上帝,可能自己不能约束自己。没有这一点做基础,企业文化本身不可能生根,不可能渗透到一个人的内心。德胜是把工作当作禅宗似的,产生一种效果,使得不断的升华,是一种相当高的境界。
 
  汪:我认识一些宗教大师,他们在深山里简陋的小屋子里工作,其中一个是后来升任佛教协会主席的大和尚,我27岁认识他。
 
  有人问过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还没有资格信。我去过很多佛教寺庙,但我从不烧香,宗教不是看了书就能了解的。对于我,说信不信,其实意义不大。
 
  基督教有排他性。有些特殊的地方,如南岳大庙,却是佛道共生共存的,有很好的包容性。
 
  去年我去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专程去看耶稣,有很多感受。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很危险的。一个人没有信仰好像什么,但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怕的。第一,它永远不会忏悔。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带有功利性的。忏悔是从内心产生的一种愿望。第二,没有信仰就没有底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一个法律不健全的社会,道德是很难约束的。
 
  联系到德胜的做法,似乎与宗教无关,可能跟我把宗教看的太神圣有关。“德胜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设施。但德胜在强调信仰,可能与某些宗教手段接近。比如说爱,为死去的狗做坟树碑。当然,也许是聂先生的一个偶然之举。
 
  万有引力是牛顿在27岁时提出的。后来竟然做了神学院院长,很多人认为他江郎才尽。我想,凭他的执着和研究能力,他会有其他成果的,只是牛顿不屑于说。因为说了,你也不懂,大部人悟不到。宗教一定是某一个极点的东西。宗教不需要逻辑,你不需要理就可以想明白。宗教不存在信不信,只有怎么信。我认为宗教一定比一般的物质与精神更高。
 
  人生有3层:1、物质层——体。2、艺术层——脑。3、宗教层——心。宗教层超出了物质层与精神层。中文中,心与脑不是一个概念。大部分人还达不到心的那个层,作为一般人的我没有资格解剖心的层面。尽管读过一些高僧的传记,但我始终不认为我有信仰某个宗教的资格。
 
  唐三藏的“三藏”是指:经藏、律藏和论藏。这些,只有极少高僧才能懂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没有资格出家,我肯定出不了家的。
 
  我曾经对2000多座佛塔进行过研究。佛塔来源于印度,印度叫悉坡(很矮小的坟堆),本来因为有坟才有寺庙的。庙因塔建,建庙是为了守护坟墓的,守先祖的尸体或舍利,最早是守护释迦牟尼,类似中国的守孝三年。庙——形;塔——魂。中国的坟就越修越高,借用了亭阁台榭的外观设计,于是成了塔,塔太高就移到外面,庙里边留下一个鼎,就是烧香炉的地方。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是一群塔旁一个庙,大量寺庙被毁,但塔却能保存下来。这是一个不好解释的现象。
 
  企业管理到一定时期,可以与信仰结合起来。企业家首先要了解的是常识,最基本的理念、方法和工具。管理学其实是极其可怜的“小学”,我不认为这个学问有什么高深的。如果你把企业家需要的常识讲清楚,就功德无量了。
 
  对于宗教的学习需要很灵空地理解它,学习宗教首先需要的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爱。读书分三个基本层次:1、用眼睛读书,获得愉悦;2、用大脑读书,获得技能;3、用心灵读书,获得满足。学习佛教,用脑不够。
 
  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前后12版我都读了。他的著作就是基于所有人都是傻瓜的。现实生活中,很多接近文盲的人也做着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我曾为死去的三毛写过文章,《你我离死亡并不遥远》,认为所有人都要用秒表算自己的光阴。三毛看明白了“生”,就自然理解了“死”。我认为三毛对生死都是有些思考的。她认为该她的坎坷都经历过了,她可以选择主动的死。人选择死是一个很好的追求,她是否通过死亡想达到另一个目的我不知道,但她并不是因为一个具体的原因去死的。
 
  人类不管做什么,都是一种生活模式,并不一定有终极追求。美国也并非人类应学习的一个模板。我在美国讲座时,送了一个道家的对联:野菜连根煮,松枝带毛烧。翻译人员遇到了困难,他换句话进行了翻译:打碎了杯子用手捧着水喝。
 
  杨:方向感是灵魂的东西。我一直认为,对于一般人,稻盛和夫的东西很难落地,他是建立在佛教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价值观和目的,把工作本身当禅宗来对待,他超越了王阳明。德胜就更超越了这一点,德胜告诉职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很多背后的东西支撑。
 
  今天早晨我从4点打坐到6点,一直在思考:聂先生不是为做企业而做企业。木工学校是地地道道地教年轻人做事。幸福的过程体现在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乔布斯从来没有追求成为财富第一人。这个过程有禅宗的东西在里边,他想做这件事绝对不想这件事的结果。
 
  现在的商学院变成了财富俱乐部,变成了一个聚财之地。一交流起来就是:第一,财富;第二,权力;第三,名声。但我们的文化又一直在压制着这些。
 
  聂先生说:我的员工,可能文凭不高,但给我一个博士都不换的。社会上把赚钱当成了目标。
 
  你刚才说的与我都接近,精神极为可贵。
 
  第一,是中国的体制,5000年的人治。
 
  第二,中国文化。中国不缺少人才,但缺少培养人才挖掘人才的文化。
 
  这4个人我永不放弃研究:格鲁夫、乔布斯、稻盛和夫、德胜。
 
  《我的九条生命》的作者说:我一直很怕死,我妻子很不怕死。在生死问题上很困惑,因为我没有信仰。如果从自己角度来讲,恐怕需要一种信仰。
 
  我从小受到革命的影响,党的影响,要真正的合拍,很难做到。
 
  宗教核心的思想,在对人、自然、人与社会的关怀与和谐,在真善美上都是好的。我自己也要去追求不同宗教倡导的,不追求形式,要追求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国人分裂的体系,极其鲜明的摆在了面前。
 
  管理有很多的人文常识。管理是管人的,人的肢体、思想和灵魂。不理解的话,很难当好教育家。一是思想的层次,二是精神层次,三是宗教层次。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来德胜。
 
  我的论文是《日本企业在美国》。丰田在美国的失败,在中国的失败,是因为软性的东西不在美国和中国,因为灵魂的东西没有。
 
  第三个问题,对德胜这个公司的问题。中国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聂先生有很多的东西很特别,但言语中把中国文化贬得一文不值,他有自己的一种看法。我特别理解:“企业不是你的家,企业主与职工的关系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企业只有一个人可以独裁,没有三权分立这一说。”“企业的独裁只有一个,但是企业三分之二的人可以推翻他。”
 
  德胜有听证会,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想问一下汪老师对听证会的看法。
 
  今天,我谈到北大的“五力模型”:
 
  1、领导力。21世纪是一个光说不练的浮躁的社会,但21世纪是一个细节和标准的社会。德胜毕竟扎扎实实在做。你真正进去时你不喜欢的。当你走过这个路程后,我想他有德胜的气质。德胜对社会有多大影响我不知道,但问题是德胜这条路可以走。领导力最终是一种习惯。
 
  我看聂先生是这样一个人:(1)对人极为敏感;(2)研究人性;(3)极善于思考,不是简单的反思,反思后还进行总结、提炼;(4)他的纵横向跨度很大,一个学化学的居然能写出一本住宅学的书;(5)对很多问题判断准确。我绝对听得进聂先生的,他能落地。他是行动的巨人兼心灵的巨人,不是有些人是心灵的巨人,而是行动的矮子;(6)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把国家的现状在小的企业里实现。
 
  我对日本,对美国,了解比中国企业都多,包括对住宅的了解。聂先生把产品和思想拿到了中国,能够生根。这个种子在土壤里能生根发芽长大,美国、日本、德国、埃及、希腊、土耳其、英国、法国,我都去过。你独裁的基础在于你做的优秀,你质量一塌糊涂你不能让人信服的。
 
  2、判断力。是双元的,背后是价值观。
 
  3、选择力。多元的。是舍得的。陈志郢(德胜员工)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归宿和信仰。
 
  4、专业力。
 
  5、知行力。在西点军校,你进了我这个地方,你什么都不是。但西点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榜样的力量很重要的,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痕迹去不掉,要改正,所以西点的人很有意思,很快就渗透这些东西。他真信: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真的东西。
 
  我问我的助教?他说:第一,我不认为德胜人都是这样的。第二,我不完全认为他内心真正明白会要让他到哪儿去。他在跟自己较劲。第三,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你愿意像德胜的职工一样去做吗?这是我考虑的德胜模式的弘扬、扩大的基本点。因此,来这儿的人最好是一张白纸。
 
  我昨天见陈志郢这个人,6个月都在这里打扫卫生。德胜的教官就看他怎么做,你不是几百年前的人,你要证明你是能够改变的。如何改变人是德胜很大的一个挑战。
 
  汪:关于德胜,我认为有五组矛盾:
 
  1、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你杨教授的商学院,无论发展方向是什么,但没有责任去完成全人类的改造。我担心德胜以后做不下去,如真的做下去,你就会进神学院。《遥远的救世主》作者豆豆,27岁女孩,就存在这个矛盾。聂先生也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试图在文化层面改造一批人,但从个人和小组织的力量很难实现。因为中国民族文化早熟,中国人很固执的坚守这种文化。我写过一本书,叫《1750-1950的中国》。按佛教来说,就是念,就是你的矛盾用禅来消除念,再消除障。要么是快乐的猪,要么是痛快的人。聂先生是理想与现实强烈斗争的矛盾体。
 
  2、美中文化的矛盾。聂先生很推崇美国文化。他在美国生活过,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失望使得他过激,反映在性格上和语言表达力上。有时会很粗鲁、刻薄。这种矛盾太深刻了,增加了他的痛苦。他可能会短寿的,他很不平和,我很担忧他。我们在一起仅仅扯淡,不能徒增伤悲。
 
  3、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聂先生一个方面在大环境非常强调民主,在小环境又是非常不讲求民主,他说国家是公权力,受公众信托,只用蒋经国的话说“我是用独裁的方式在台湾开创了民主”。聂先生想带来对新文化的认识,度不好把握。人生最难把握的是度,度掌握的不好就出问题。
 
  4、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矛盾。所有众生都能知其然,并都希望能知其所以然。人是可以分类的,有些人可以知其然,有些人可以知其所以然。从长远来说,所有人都可以让他知其所以然,但实际上企业不强调知其所以然的。行政领导——叫你做什么;书记——告诉你为什么做。在我的企业里,我无法保证要每个人知其所以然。西点我也去过两次,杨老师你正在做的,其实就是要知其所以然。人的意识很难改变,但是可以改变行为,长期的强制就可以改变行为。印度一本书叫《你必须无知》,奥修写的。人对于很多东西是排斥的,不只是知识的排斥,是理念和灵魂的排斥。知其所以然,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没有悟道,只要知其然就行。
 
  5、德胜的复制性与影响力的矛盾。德胜不一定能复制,但有一定的影响力。昨天我在南京钢铁厂,就谈到执行力的背后是否有号召力的问题。号召力本身就是人治的产物。为什么?现代企业既然是法制的,就会产生影响力,但不能有号召力。德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不能说德胜具备复制性。文化的复制,跨越很多元素,确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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