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要把“想、说、做”三者贯穿
日期：2013-09-06 来源：网络
问：回国创业11年，感想很多，感觉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国家经营者有相当大的关系，举例说：形式主义，第一，与中国建国60多年来的历史文化有关，毛泽东说过，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邓小平的“猫论”，能在允许规则内抓到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使国人的思想浮躁，缺少原则和底线。
一直感到很痛苦, 怎样去培训员工？课程中说到的通过强制的行为，这很好，我自己也是当过兵，经历过部队中很多如走正步、叠被子、冒着子弹往前冲的强制行为，但这在企业中完全行不通，因为劳动法不允许。
讲这么多的原因是，汪老师的课引起了我的共鸣，但如何将这些问题落地，是一个难题。我本身的个性不是怕输的人，但11年来，已经开始有点怕输了。
答：这不算提问，应该是互动。引用一句毛泽东的话：老九不要走！在大陆投资那么多年，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困难，但是中国大陆确实未来有很大的活力，毕竟有这么大的市场在，别的地方或许有更好的投资环境，但是确实没有中国市场这么有潜力。中国的员工可能规则意识差一些，或者潜规则多了些，但勤奋度还是可以的，至少没有欧美人那么懒。先忍一忍，等待改变，先改变你的企业，最终帮助改变整个社会。
我一直有一个顽固的想法，企业是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形成自己的小气候的，我将之称之为“空调效应”。例如现在的会场，其实企业是可以给自己装空调的。做咨询到现在服务过45家企业，很多企业在我们的影响下，虽不能说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但是隔断外界的一些不良联系，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念，使之高出社会的平均水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就像黄河边上的一些地方，尽管河床高于水平面，但筑起河堤之后还是可以不受到洪水侵害。我相信人在本能上有从善的趋向，虽然有些人表现出从恶，就像有人因名利的诱惑作恶，但会有悔过的想法。中国社会的良知可以使一个有效组织的道德高地高于社会水平。
现在不知道你的企业的情况，但眼前非常重要的是，作为美籍华人，长期以来，你觉得工作之外员工的很多事情是没必要管的，这是我不认同的，我现在建议你，在中国办企业，对于员工的很多生活上的问题也要管，这其实是教他们做人，因为你把教他们做人纳入你的企业文化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有可能是带着大家怎么做好一个人，连带的你就会将你的企业做的比较好。所以，把企业做好，其实是教一群人做人的副产品。如果这么看，你会没那么痛苦，而且会有更多的办法。
问：我现在的企业是一个百人的小企业，有十多年的历史，现在想做企业文化，能否给一个小单位做企业文化的操作思路或建议？
答：首先，纠正大家的一个错误观念：企业文化与企业大小没有关系，不管企业大小，企业文化都是存在的，就像不能说小孩子就没有灵魂一样。
有一个日本企业“Y-A”，这个名字是“老大的老大”的意思。虽然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只有13个人。关键是在“特种弹簧夹头”这一领域做到了全世界的老大。他有没有文化？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强大的文化。所以，不要把文化与企业的大小相提并论。
企业文化一直存在，要不要去运作他，或者是摆开架势来提出文化建设的项目或工程，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你认为现在到了需要整理的阶段当然可以做，几十个人也完全可以，至少让大家将过去基本接近的观念重新强调，重新确认，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没有什么坏处。
做企业文化的三种方法：手册建设、规则对照、用一些小的行为规范来纠正员工的意识。
你可以先通过手册来做，手册不一定要做多大，就算只有三、四页纸，甚至二十句话，也完全是可以的，只要多数人能理解，且大多数人愿意按这个要求去评估自己，去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文化建设就是成功的。
企业文化建设不在于手册的漂亮，文化就是你的价值观念和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首先是价值观念，其实简单的提炼出来就好。企业文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用的，请各位做企业的人千万不要走入误区，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掏成本，政府是不可能给我们出成本的。
问：欧普照明是属于重视人文关怀的公司，也愿意投入资金和时间来为员工办一些事情，每年都会投入很大一笔资金在员工活动和培训上面。我们一直在做培训和活动，但是效果却越来越差，员工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比较差。近期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企业文化活动与企业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和落地？
答：我先尝试解释文化、活动、培训三者间的关系。
文化的范围最宽，其中一定包含活动，也包含培训。通过长期的某种行为训练，可以达到改变某些意识的作用，这就说明，培训也可以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文化一定大于活动和培训两个东西的组合。
第二，活动是文化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很肤浅的、表面化的方式。但我不反对它，因为除了文化建设的需要以外，活动也可以缓解员工压力等等。其实企业的很多活动与企业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有些活动仅仅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很肤浅的方式。
第三，如果你想将培训和活动分开的话，我觉得培训更重要。当然，有些地方将培训和活动搅到一起了，例如说野外生存培训。其实在我看来它就是活动，如果里面非要寄托某种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比如说团队合作等等。任何活动不可能没有一点意义，但是他跟培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的设计不是很紧凑，所以我是倾向于更多的做培训而不是做活动的。尤其是中国很多企业把一大堆活动的照片挂在墙上，说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这实在是太肤浅了，根本没有搞清楚文化是什么东西。就像我们说这个人的灵魂就是看他穿衣服肯定是错的。穿衣服是能透露他的一部分气质，但说一个人会穿衣服，就说明这个人很有修养，那肯定是错的。
刚刚隐约有听到说员工不愿意参加培训，我想说：永远没有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员工，只有员工不愿意参加的培训。意思是说，培训不能太多的站在老板控制人的思想的角度去做，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洗脑”，出于这个想法去做培训，肯定是过于自私的，或者说过于功利的。如果真的是为了员工好，没有员工会不愿意培训的。举个例子，今天晚上继续搞个培训——化妆，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不愿意参加的？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会参加，因为这个大家都需要。但是如果今天晚上非要召集大家培训怎么控制成本，那很多人肯定不愿意参加。
很多老板太功利的考虑培训的问题，当然，培训可以为企业的需要去设计，但是你不能说员工不愿意参加培训就不对，员工当然有权利不参加自己不喜欢的培训，所以最终是靠培训的设计和规划来吸引员工参加培训。
问：对企业文化进行提炼或者强化，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
答：企业文化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它会变化，或者说会成长、完善、转型等等。企业文化这个概念与企业发展到什么阶段没有任何关系，它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项目的概念，就是指启动一个项目，通过一些运作或努力来规范、强化、贯彻、或改造它等等。那么什么时候合适呢？个人觉得一般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比较合适。
第一，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发生根本变动的时候。这时人的思想比较混乱，文化建设是必须要去重视的。政府官员都知道，三个领导人上台都搞了一个大的活动，他们认为这个时候启动文化是必要的：第一次是三个代表，第二次是科学发展观，第三个是密切联系群众。
第二，员工思想特别复杂的时候。胡耀邦当年就搞过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项目。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讨论这些东西？因为文革当中把所有人的思想全部搞乱了，大家已经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在一个特别复杂、特别混乱的阶段，文化建设是必要的。
第三，企业组织发展太快的时候。比如说智通，很快就发展到三十多个子公司，这时候三十多个子公司怎么达到文化理念的基本一致就非常困难，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把这个工程拿出来讨论，这样才有可能将在地域上或者员工选择的渠道上有差异的组织有效的连起来。
问：现在各媒体都在炒王林大师，他以前也办过企业，有很多公司，那么他的企业有文化吗？如果有，我们怎么借用他的文化？他能利用那些达官显贵，我们作为企业负责人，能不能利用他的方法，来把我们的员工凝聚好？
答：关于这个问题说三点：如果他有公司，那他的公司一定有文化，但我反对他的文化，我承认他有文化，但我反对。
我不建议你学王林，因为我不认为他的文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正能量，假设我办公司，我宁愿公司办不了那么好，但我坚决不学他，我也不建议你学他。
从功利的角度讲，为什么王林能笼络那么多甲级客户、VIP客户？我觉得恰恰通过这个事件说明，所谓的名流，当然也包括汪中求，这些所谓的明星大腕，他们活得比我们更可怜，因为他们心虚，所以要找很多没有意义的大师来获得安全感。
问：请汪老师喝点水润润嗓子。有一本《细节决定成败》，想带过来让汪老师签名，但同事说可能是盗版，所以没带。
答：什么叫职业感？我认为就是任何职业都必须做出某种牺牲，像我这种以“卖嘴皮子”为主要形式的人是不允许喝水的，就像我认为车间装配工人是不允许坐着的，必须站着；交警是必须吸收灰尘和尾气的，这个没办法，任何行业都必须有一定的牺牲精神的。
我见过的盗版肯定比任何人都多，这本书的正版和盗版一比一吧。对这个事情我表示无奈，但是我并不生气，因为这个事情暂时改变不了，只能等到后面更聪明的人去处理。如果我在美国，可能早就发很大的财了，就像《哈利波特》的作者一样，但是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所以我也无所谓。这个环境改变不了。我有一句话：山不走我走。
问：前面汪老师说到“文景之治”，我怀疑是不是对秦朝时经历了严刑峻法的人再来讲“文治”更容易？
答：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水平，也超出了今天的主题，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回答。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是学中文的，自古文史不分家，所以也有一定的爱好。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文景之治”的专题，想证明是不是能以文治的方式来管理一个国家，最后研究的结论是可以做得到。至于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是否是因为在之前刑法过于残酷而引起后面文化治理容易推行，可能这有一定的联系，但我认为这不是主因。因为严刑峻法在中国很多朝代都有，但是都没有带来后代的类似于文景之治的文化治理，所以我认为他们有相关性，但没有必然性。
文化治理之所以做得到，我认为跟重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确实存在文治的文化，那就是老子《道德经》的文化，这是很重要的源头；第二点是，文景之治时代的当时的皇帝能够真正相信并使用老子的哲学去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文化本身存在，而且有人愿意用，那就一定能做得到，至于后面的人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做到，我认为他们是没有很好的相信并使用这种文化。所以从治国的角度来说，我不相信一代一定比一代强，“文景之治”，由于文帝及他的皇后、妃子也是《道德经》不离手，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个孩子，所以文帝之后的两个皇帝也能够坚持这么做，才不光是“文帝”之治，而是“文景”之治。所以一句话：如果站在文化信念的角度看问题，不是我们信不信，而是我们如何信，这就是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