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生办公室到隔离区，隔着三重门。每穿过一重，都离病毒更近一些。每天，医生、护士都会穿上隔离服，依次推开这三重门，进入病房。这里是医务人员的战场。
截至17日，已有1059名上海医务人员奋战在武汉一线战场上。但他们的战斗又不止于病房内的奔走，不止于对危重病人的急救。他们的战斗延伸到病房之外。他们在探索如何避免让病情一路滑向危重，如何走在病症前面，如何在治疗中掌握主动权。
上海医务人员给武汉带来的不仅是精湛的医疗和护理技术，还有一整套医学的理念和思考。
跨前：医生要走在病情前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20病区的一面墙上，标着数字1到53，有些数字下面贴着白纸片，上面写着患者姓名、年龄、性别。这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护士们亲手制作的。有了这面患者信息墙，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总体情况一目了然。
上海医务人员带来的改变就是从这样的点滴开始。中山医院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人民医院的20、22两个病区，共80张床位。这里接收的都是重症病人，病人陆续转入，症状缓解后又陆续转出，如何让他们的信息整齐有序？因为病区是临时改造的，隔离区内没有电脑信息系统，20病区护士长潘文彦和伙伴们想出了贴纸条的土办法。病人的信息明晰了，将他们按病情轻重分类管理也就有了依据。
22病区护士长郑吉莉说：“我们来人民医院后，调整了病床，把轻症病人集中到一处，重症病人集中到另一处。做到重症有人看，轻症有人发现。”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哲说：“我们的做法是精细化管理，细致地去分析病情和治疗疾病，争取不被疾病牵着鼻子走。”
罗哲是中山医院两个ICU（重症监护室）的负责人，同时还管理着厦门分院的ICU，他的团队一年收治各类重症患者6000余例。重症是他的强项，但他却更希望病人不要走到重症这一步。基于这个理念，中山医院医疗队在患者免疫功能调节、氧疗等方面都做了优化。身为医疗队医务工作的总负责人，罗哲还总结了近20个病例，与团队分享治疗方法。
疏导：要治疗也要心理干预
护士长潘文彦第一天进入病房时，一位病人正在痛哭。询问许久，才知道，她的爱人刚刚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在ICU工作了20年的潘文彦来说，这里看到的病人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很多病人情绪是崩溃的。
中山医院的同事们达成一个共识，这些受新冠病毒重创的患者需要心理疏导。疏导是从两个桔子开始。2月12日，冯国栋和费敏两位医生查房时，搬进了一箱桔子。这些桔子原本是医院发给他们个人的，让他们在工作之余补充点能量。
那天，收到桔子，很多患者喜出望外。有人说：“不是过节才发桔子吗？”还有人慨叹：“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桔子。”当晚，冯国栋在医疗队的群里说：“一点点温暖就会给患者带来灿烂。”
从两只桔子开始，给患者发物资成了中山医疗队的一项日常工作。每天，两个病区的医生护士都会给患者带去面包、水，有时还有纸巾，甚至医生自己都不充裕的口罩。有患者皮肤干燥，医生还带去了中山医院自制的尿素脂软膏。这些物资，不仅解决了患者的燃眉之急，更让他们知道，医务人员没有忘记他们。就像美国名医特鲁多先生墓志铭所言的“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患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也需医护人员的嘘寒问暖。
尊重：用更多沟通换更多理解
“我是来自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冯国栋。”每次在病房里见到新病人，冯国栋都要这样自报家门。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仅是让患者知道自己是谁，更是建立一种信任感。
每个病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而不是8床、10床这样的代号。中山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患者，也需要让患者更多地了解他们。首先是增加查房密度，让医患有更多接触的机会。同时也更多地向患者解释，让他们知道，医生为什么要这样治疗。
潘文彦说：“昨天我给一个病人插导尿管，病人问能不能不插，自己还想下床走路。我告诉她，阿婆，你气比较急，自己下床容易晕倒，而且医生给你治疗用了利尿剂，你会不停下来小便，所以我必须给你插导尿管，这样你才能舒适地躺在床上。”病人听了潘文彦的解释，懂得了原因，便欣然接受。
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尊重，自然换来了患者的爱戴。护士长郑吉莉说，昨天病房里一位警察约她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
在病区那面患者信息墙上，随着患者出院、入院，白纸片不断更新。这些天，有些病床已经空了下来，病床号码下面的那张白纸片随之被取下。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这些白纸片都会消失，只留下空着的病床和出院病人脸上的微笑。